作者:创小编二号    编辑:admin    2014-10-16    专栏作者 影像 公益传播  来源:创思客编译  

[ 以下文字来自险些加入创思客全职团队的 正哲 ,很赞的编译+加工,略长,但是可以带亲了解到独立纪录片背后的故事,大赞! ]


    想必看过《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的观众,都会永远记得其中震撼人心的故事。凭借着不屈的毅力,以及对再次成为 “真正的人”的向往,安迪使一把再普通不过的小锤子爆发出巨大能量。最终,他凿穿了肖申克监狱的厚重石墙,凿出了一条自由之路。在当下的中国大陆,电影工作者们要坚持对电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严肃创作,通过纪录片记录当下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都要面对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甚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目前严苛的审查环境,使得内地电影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座不折不扣的“肖申克”。导演们需要像安迪一样,在困境中挣扎出一条自由之路。而CNEX,这样一个帮助纪录片导演们记录中国现实的非营利组织,其想法和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像安迪手中的那把小锤子。


   今年,韩寒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和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前一后地上映得热火朝天。这二位已经刷新了人们对“作家”的认识和理解,仿佛在中国,以写作为生的不出来拍部电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真是又应了那个句型:不会拍电影的作家不是好商人。


   但是中国电影界有的不只是这些顶着耀眼光环、风风光光的成功者们。有一群人还在鲜为人知的角落里执著地坚持着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来看看中国的电影导演们所面临的压力吧!他们辛辛苦苦拍出来的片子可能会被剪得面目全非,甚至会被禁止上映,而且导演本人极有可能要被请去“喝茶”。当然了,那些愿意“乖乖听话”的导演们,也许能看到他们的电影在内地得以上映,或者还能在被政府所批准的冒牌“独立电影节”上露个脸。而另一些人如果“非常听话”,政府还会给好处,让他们“不差钱”。一边是妥协退让便可飞黄腾达赚个盆满钵满,另一边则是为坚持原则与梦想而困难重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不同的选择,是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境遇。于是,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想着开创出第三种道路。


   在北京郊区一个原本用来存棉花的仓库里,每天都会有一群电影发起人和电影工作者聚集在这里;其中有许多人是志愿参与此事的。他们在那里帮助年轻的电影制作者募集资金,指导这些刚入行的新手们应该如何剪辑电影,才能通过审查。此外,他们还会低调地在全国的大学校园里组织电影放映会。而这一系列活动,都是由非营利组织CNEX所操作运营。


   CNEX是“China Next ”的简称。它是由三位台湾的电影爱好者所发起成立的。CNEX基金会在香港注册,并且在台湾运营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电影节。在大陆设立的八年以来,CNEX已经为多部纪录片提供资金,其中涉及的电影题材非常丰富,比如关注贫穷的农民如何处理自杀独子的后事;反映大陆学子面对“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时的巨大压力;展现深圳这个新兴大都市里“异装癖”者们的生活状态。CNEX资助的电影避免触及那些特别敏感的题材,以免触痛相关部门那敏感的神经。比如他们资助的电影不会去关注**事件,也不会去关注**和**(此处省略许多字,你懂的)


   蒋显斌是CNEX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他还是新浪网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前每天18个小时扎在公司业务上,结果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做了心脏手术。后来,蒋显斌售出了他在新浪的所持股份,决定实现心中埋藏已久的一个梦想。他想拍一部全景式记录中国现实的记录片:既关注生活奢侈浮华的暴发户,也关注那些生活穷困悲惨的农民工。而且他特别想去关注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混乱”。但他最终明白,单靠一部电影无法记录全貌,必须创立一个系统的电影产业,才能全面地记录。


   蒋显斌知道怎么跟大陆政府的文化官员们“打太极”。虽然CNEX回避了那些过于敏感的题材,但依然有相当大的与各种社会议题相关的灰色地带——虽然大部分的电影不太可能在国内上映。“我们都知道红线在哪,”他说,“但是还有很多的黄线,只要电影拍得不是太挑动有关部门的神经,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


    CNEX的目标是用十年的时间制作100部电影。55岁的陈玲珍是CNEX的创始人之一 ,她曾经担任麦肯锡公司的咨询顾问。她的丈夫徐小明,是台湾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陈玲珍表示,他们想记录当下中国这段充满磨难的历史时期。“我们想为我们的下一人留下些什么。”许多由CNEX投资支持的电影都反响甚佳——至少在国外市场掌声不断。比如,由杜海滨所指导的关于四川大地震灾难影响的影片《1428》,曾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尽管这部电影从未在中国内地银幕上公开上映,但是CNEX提供免费下载,目前已经累计370万的观影人次。


    每一年,CNEX都会定一个与华人社会密切相关的主题,比如“金钱”、“梦想与希望”、“危机与机遇”诸如此类的。CNEX的基金会董事局要评鉴多达130部的提交作品,筛选出合格影片。比如去年,有7位被选中的导演可以由CNEX帮助,将作品提交给国际电影节。他们通过与CNEX的合作,可得到少则一万美元、多则3万多美元的资金援助。吴方(Wu Fang)是《爱在北京》的导演,他的电影关注中国高房价压力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表示,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制作人,“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单干,”所以CNEX提供的帮助是非常珍贵的。


    不过对一些导演而言,寻找资金支持还不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曾经获得CNEX资助的导演王久良,在通过镜头记录中国进口的塑料垃圾对人和环境造成的危害时,就曾遭到三次殴打。《纽约时报》的特约摄影师杜斌,在放映一部关于妇女劳改所的纪录片之后,被监禁了五个星期。资深导演朱日坤,曾经采访因肺病而致残的矿工,但官方强制删除了他采访的资料。他表示,“要应付政府的审查,还要谋营生,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了,但中国的导演们还要面对人身安全上的威胁。”


    政府也盯上了独立电影节。比如强行取消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而这是国内新生代纪录片工作者们重要的交流平台。2012年8月,政府甚至通过切断电源的方法,阻碍北京独立电影节的开幕。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中国纪录片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让那些最苛刻的怀疑者都受到极大鼓舞。比如,导演朱日坤回忆,2000的时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还屈指可数。而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摄制纪录片。


    导演杨荔钠的纪录片曾关注人的衰老和家庭失和等问题。她表示,“环境越艰苦,素材就越多,我也就越有灵感,”“政府才刚刚觉察到纪录片所具有的展现中国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已经挡不住这股电影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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