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最近就影响力投资展开了讨论——投资者是否可以同时期待市场回报和社会影响力？这种讨论其实对影响力投资领域很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自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本质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参看这一篇核心文章---“影响力投资什么时候可以创造实实在在的影响？”(“When Can Impact Investing Create Real Impact?” 

作者Paul Brest和Kelly Born很快指出，影响力投资仅仅是更大的慈善家族的一个工具。参考关于社会创新的其他重要文章，我想把这个说法扩大到更大范围里。社会和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很多人在慈善事业在社会中的作用上产生分歧，而这些讨论的答案一定会塑造社会创新的未来。

 六年前，Roger Martin和Sally Osberg写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名为“社会企业家精神：一个关于关于定义的案例”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for a Definition)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认为社会企业家是由投资者对经济效益的期待而定义的（也就是说，经济效益应该是衡量社会企业的标准）。和那篇Brest和Born写的文章呼应，Martin 与 Osberg 认为市场对慈善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那些不明显的“额外性”的关注是值得怀疑的（Brest和Born定义“额外性”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就不会产生有利的社会效益”）。但两篇文章只是在在他们各自的有限的范围里运用着理论。

是时候将Martin和Osberg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扩大，包括如潮水般的新的影响力工具，如影响力投资，互助性企业（B-corps）和共同价值观。我自己的区别还是依赖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纯粹的社会创新是指那些通过补偿市场失灵来做的工作。而有的创新，我称之为“市场创新”，仅仅将资本主义企业扩大到底层人群。

    考虑到Martin和Osberg的区别仍然是有争议的，我们为什么要费心扩大其范围？区分“社会”创新和“市场”创新有三个主要的理由：

    1.有关社会影响力的新想法和重新审视的想法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对资助者和该领域的观察者来说，分类对理解是有必要的。

    2.随着政府开始讨论对新类型社会创新的支持，同时应对预算赤字，这种区别将有助于决策者分配最有影响力的稀缺资源。

    3.随着社会部门继续寻求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与营利伙伴的共享方法和使命的认定可能促进合作。

    因此，当应用到近期一些著名的想法时，究竟“市场”和“社会”创新之间的区别如何看待？首先，让我们考虑共享价值观的概念，Michael Porter和Mark Kramer将它定义为“既能创造经济价值，也能通过解决社会需求与挑战创造社会价值的一种方法。”在他们的文章“如何纠正资本主义”中，他们赞赏那些通过减少资源利用，投资员工健康计划，授权农村供应商来带动利润的公司。通过兜售这种模式，Porter和Kramer基本上要求商业领袖去做更好的资本家，告诉他们：你已经忽略一个盈利机会，这恰巧也能帮助别人。你很难宣称就像他们的文章标题所说的，Porter和Kramer是在“纠正资本主义”；相反，他们突出了资本主义原则的一个更复杂的应用。注意到在影响力投资上一个相似的趋势，“缩小先锋差距”的作者说，“作为‘影响力投资’的大多数资本被投资在发展中市场的更传统的企业……”虽然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定义它们为“市场创新”比“社会创新”更好，因为它们和传统企业遵循相同的规则和以盈利为目的。事实上，它们是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如此巧妙地顺应市场潮流。

    相比之下，纯粹的社会创新通过填补市场空白创造价值。Brest和Born发现很多这样的空白（或“摩擦”，用他们的术语）：不完全信息，不灵活的机构，等等；其他诸如垄断，可以从基本的经济理论借用。大多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非营利组织符合这种“社会创新”模式：流动厨房和流浪者庇护所，例如，提供一般市场不会提供的服务。Martin和Osberg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在这一更广泛的定义下也符合，因为避开私人利润动机，社会企业家们可以任意地减轻市场失灵，否则会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解决。例如，他们简单介绍Robert Redford和圣丹斯电影节，它成立的宗旨是从越来越以好莱坞大片为中心的电影制片体制里“拿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澄清的是，市场创新和社会创新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收入来源或盈利能力---圣丹斯电影节，在这一点，它很可能这两者都有。圣丹斯电影节之所以是一个社会创新，是因为它有目的地拒绝它本可以模仿传统好莱坞电影制片方法赚取更多利润的做法。相反，它优先考虑使命，就好像流动厨房和流浪者庇护所没有选择成为一家超市或旅社。圣丹斯认为市场的空白---缺少独立电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机会，而是系统性的市场失灵，它需要一个社会目的来解决。 

    社会创新的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是社会影响力债券。这些工具算得上是社会创新，因为它们可能使大型的高风险的公共项目筹集资金，否则会被市场忽略。但它们如此令人兴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两个系统之间的过渡，就像小额信贷在它之前。讽刺的说，社会影响力债券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尽管它们现在在市场体系之外，但它们承诺成为市场的一部分，通过扩大我们特有的资本主义可以做什么的概念。 

    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争辩说，按这里定义的社会创新或市场创新是优于对方的。每一笔交易和每一个成功企业必定会创造价值。此外，我脱离实际的看法是，站在成功私营部门的肩上---通过拥护共同价值观，新兴市场和企业公民---将是在短期内改善了数百万人生活的最有效的方法。但如果我们相信经济，我们也必须承认两件事情：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利润动机很可能促进自身提高，以及外部的现实会阻止它们做足够的事来减轻人类的痛苦。 

    纯粹的社会创新代表价值创造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从长远来看，它是代价最昂贵的系统，需要以有利的公共政策和慈善事业的形式支持。这两种方法是共生的（希望承认这个事实能促进更长远的合作）；企业规模的实力和非营利性的平等价值是对彼此必要的称赞，但往往单独追求。它们仍然是有区别的，这两个系统的未来---以及依赖它们的人们---需要对两者的不同有充分的认识。

Daniel Goldberg是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助理，也是A Better World by Design的一名理事。他2013年毕业于布朗大学，取得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