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的捐钱比起初的挣钱还要困难。”20世纪著名公益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观察道。

如今，美国已有将近两百万非营利组织，取舍哪一家来行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和基金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把钱投入最需要的地方？公益组织自身又如何善用善款，实现它们的使命？

答案或许就握在大数据（Big data）手中。

一如获取并分析海量新信息的能力，大数据时代潜藏着变革公益界的力量——对捐助人和公益组织都适用。更多、更好、更快的信息，不仅能引导捐助人的钱流向效益最大的组织，也能帮助公益组织确定最佳策略以实现其使命，还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最成功的筹款指南。

捐助人的应用软件

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位捐助人可以通过快速搜索找到他/她要选择的公益组织——拥有认证的资质，提供实时的善款使用报告，以及受助人的反馈。若能进行善行测评和受助反馈中不断的数据抓取，这样一款应用就可以实现捐助人的选择需求。

类似的，通过从社区调查、组织报告和实时的捐款“收报器”中抓取信息，基金会也能开发、评估及设计它们的捐助策略。举例来说，在考虑儿童早期教育上的年度捐助时，一家基金会就能点开可视化数据，对它过去几年资助的预备阅读项目的进展一览无余。

分散在世界各地，而开展相似活动的公益组织，将会更好地联系起来，分享它们的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也会颠覆许多根深蒂固的预设。举例来说，求职培训项目的在线数据，将对那些服务相似人群的组织开放，而这些组织将从新的课程设置中学习精进。有效的介入手段会迅速传播，而过时无用的手段会被淘汰。通过共享研究成果，基金会能够降低管理大型项目的成本，更多资金便能流入非营利组织。

数据共享还能促进同一地域间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比如，同处偏远地区的一项医药服务，一个企业家团体，和一个教育项目，可以通过共享交通数据，从而使用更少的燃料，更少的货车，让更多人享用那些来之不易的、同等的善礼。

非营利组织的执行官们想要更好更快的数据来助力募捐，这种影响力便会延伸而出。他们能把募捐讯息的时间和内容精准聚焦在最忠实的支持者身上。非营利组织学习一下市场的运作，漫无边际的劝募将会骤降。

公益慈善的彼岸

所有这些描述都还是捉摸不定的。为了到达这个公益慈善的新世界——一个热情能够顺利遇见成果的新世界，不得不强调摆在面前的挑战。尤其是：

大数据并不民主。许多大数据源自商业平台，问题就在于此。那些刷推特或脸书的捐助人，可以从同样上线的人那里了解到很多信息，但却忽略了不上线的邻居们的意见和需求。结果就是，这些数据将会把消费者对商品的好恶传达给广告商，但是却无法把课外活动的魅力传达给孩子们。

通过片面的信息样本做出捐助决定，可能会导致“数据歧视（data discrimination）”，MIT和微软研究员Kate Crawford这样称呼它。举例来说，在龙卷风或飓风过境后，若遵照社交媒体的指示，募捐物资会被导向那些移动通讯完好无损的地区，而不是救灾需求最迫切的地区。

鉴于此，基金会必须做出判断：它们要帮助的人是不是数据发达区的代表，如果不是，基金会就要搜集更切要的数据，并邀请那些受影响的社区反思和回应没被代表的区域的数据。

数据无止境。非营利组织搜集到的数据的安全性，并不比企业强。但是非营利组织需要长期保护着某种信任。正如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丑闻比企业财务丑闻更辜负众望，非营利组织或基金会如果滥用数据，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将会毁灭公益慈善的信用。在个人数据的处理上，非盈利组织必须明确做到它们所承诺的事，尤其是在保持线下和匿名时。

本地需求 VS. 外来数据。设想一家基金会，主要通过维系居民、市政官员、本地企业的关系来复兴社区。这家基金会坚持使用外来数据以支持某项计划。如果本地店员和居民不信任这些外来数据，他们也就不会信任这家基金会。其实基金会需要帮助社区伙伴获得这样的技能——搜集，使用和分析那些支持社区自身的数据，而不是一股脑浇在头顶上的外来数据。

大数据会扼杀匿名捐助吗？公益捐助是我们动用私人资源裨益公共事业的一条途径。我们选择性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不被注意、全无压力。但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捐助行为变成了一种数据，在市场上买卖。基金会需要在这个加速透明化的世界里，找到保持隐私的出路。

捐助人的意图和数据公益。为社会福祉而捐助数据（the donation of data）的趋势在不断上升——不论是填完一张调查问卷，发放一份试用纸巾，还是提供电子图书馆或照片库的入口。涉及到捐助数据的使用时，我们如何把握“捐助人的意图”这块美国公益业的基石？

一名捐款人可以明示善款的用途，当其意图未被遵循时，法律诉讼随之而来。但是数据截然不同，它在今天被采集用于一个目的，可能过些时日就再次被用于其他目的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定义任何适用于捐助数据的标准。为了匹配基金会长期的公益使命，该提升数它们处理据捐助的实践了。

公益慈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有机组成——显然有别于市场和选举。我们在这里培育个人行动，支持多元甚至冲突的意见，关乎着功能健全、生机勃勃的民主。当公益慈善迈入大数据时代，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数字公民社会，数据的能效将始终贯穿个体的独立和权益。

作者Lucy Bernholz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在那里她合作带领着“数字公民社会实验室”。她也是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的一员。她在philanthropy2173.com写作形形色色的数字公益。可以电邮reports@wsj.com联系到她。

译者注：

Philanthropy，本人直译为公益（可以指公益行为，公益组织，也可以指整个公益事业）。翻译时有将“公益慈善”连用，有只译为“公益”，或只译为“慈善”。至于philanthropy和charity，“公益”和“慈善”，在翻译上和实质上的区别——

一说：专门研究NGO的清华大学贾西津教授讲，charity和philanthropy这两个词在英语环境中没有太大差别，只有在法律表述上，一般才会使用charity这个词，而不用philanthropy。相对来说，charity更加正式一些，强调的是组织行为和分享；而philanthropy则指一切基于爱心之上的给予和帮助。我们一直误解了“慈善”这个词，把它理解小了，只理解为救灾救济扶贫。慈就是爱心，善就是有益的事，所谓慈善，就是基于人类爱心基础上的所有公益行为。

本人的一些小思考：

一些说法特别强调公益是一个现代的、开放的概念，有别于传统的、狭隘的慈善观念。不过有多少人会注意这样的分野呢？不论叫“慈善”还是叫“公益”，背后的理念传播才是重点，只要用词的所指不被政商权力绑架就好。

国人对公益慈善的理解，或许还停留在单方的、施舍式或政治任务式或企业营销式的、财物捐助上。和理想中现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公益——人人公益，快乐公益，随手公益、可持续公益；助人自助，自由与责任并行不悖——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当这样的理念融进自己的思维习惯，并与行动合二为一时，才可以不为了完成任务或自个儿装逼地讲：公益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延伸阅读：

    1. The charitable face of data: Using big data to enhance nonprofit giving

    2. UN Global Pulse aiming to harness big data for a real-tim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well-being